山西票号曾经风靡一时。有一段时间，晋商满天下，全国都是晋商弟子奔走往来。

山西当年有多富裕？有人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：

山西这地方，富了4900年，穷了100年。

今天的山西，几乎没有存在感，好像很穷很落后。但是历史上的山西，叫做晋国，春秋时期就富足强大，一直到清朝末年。

真的是富足了整整4900年。（假如中国文明算是5000年的话。）

山西最富足的时候，是什么时候？

呵呵，这是一个秘密。

如果你曾经听说过一个词，叫做“没奈何”。

以下文字摘自《书屋》本人文章，有增删。

1924年《华国月刊》杂志，刊发了章炳麟先生的一篇文章：

《书顾亭林轶事》。

在文章中，章炳麟先生说：

亭林先生四十五岁往山东，七十岁殁于山西曲沃，中间游历北方诸部，岁无三月之淹，而所至未尝匮乏，世多谓其垦田致富。

章炳麟是顾炎武先生的忠诚粉丝，他的名字章太炎中的“太炎”，就是取的炎武之“炎”。他说：顾炎武先生一生都在游历，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，没有超过三个月的。

但是他总是那么有钱！

他的钱哪儿来的？

章炳麟近闻山西人言：

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，因设票号，嘱咐他的山西好友傅青主主之。

“始明时规则不善，亭林与青主更立新制，天下信从，以是饶于财用，

清一代票号制度，皆亭林、青主所创也。”

章炳麟是近代思想改革家，浙江余杭人。原名学乘，字枚叔。

因为生于国家动荡之时，仰慕顾炎武为人行事，所以原来的名字不要，改名为绛（顾炎武名顾绛），号“太炎”。

他对顾炎武的行踪游历特别关注，在《书顾亭林轶事》中，他还专门做了一番详细考证，对顾炎武的财物状况进行了梳理。

章炳麟按照顾炎武五十三岁，在章丘桑家庄开始，买卖田地屋宇开始，算到五十四岁出雁门关，与李天生等二十余人“鸠资垦荒”，

再至六十一岁，尚有《刈禾长白山下》的诗句等等，说：

“夫其能致千金者，必其本数倍于千金。”而单单靠田地的微薄收入，算下来是很少的。

章炳麟算来算去，都想不出顾炎武怎么那么有钱，于是灵机一动：

传言顾炎武登山临水，经常在荒山野地里寻找旧石碑。山西民间都说：顾炎武得到了李自成慌忙溃逃时候，藏在山洞里的黄金。

莫非，顾炎武拿到了李自成的黄金？

所以，章炳麟得出一个结论：

“然则发金置号之说，似非无因。”

章炳麟是相信这一点的：顾炎武可能真的得到了李自成的窖金，创立了山西的票号制度。山西人的传闻必有其来源，这也不是空穴来风。

顾炎武的有钱是出了名的。全祖望《神道表》说顾炎武，

“负用世之略，不得一遂，而所至每小试之，垦田度地，累致千金。”

在全祖望眼里，顾炎武就像历史上的陶朱公，猗顿公那样，就是一个千金在手的、从不缺钱的大富豪嘛。

（这套书可以在京东，淘宝，当当上购买。陶朱公们。）

山西民间，这种传说传闻是很广的：

顾炎武喜欢登山临水，每每到荒僻无人之处去寻找碑碣，查看碑碣上的文字。

也因如此，他意外得到了李自成所藏的窖金。

李自成的军队当时败落，仓惶逃走。可是，他搜刮的金银实在是太多，没法拿走，于是，他就把所有的金钗，金簪，金首饰，金镯子，金戒指之类的，熔化起来，锻造成金饼子。

他的军队就带着这些金饼子逃走。

坐天下的时候这些金饼子很欢喜。但是逃命的时候，这些金饼子很累赘。

因为太重了。马车到了山西的时候，是一点也走不动。四马也要困死了。

李自成真是心疼啊，但是也没辙啊。

带着走，行动迟缓，很可能连自己的性命都要交代给追杀的清兵。

不带着，这是自己辛辛苦苦搜刮来的金饼子啊！睡里梦里都要枕着才安全。

怎么办？

李自成没有办法，只能忍痛割爱。

他将金饼子，藏在山洞里，地底下。

李自成的美梦，等到将来打回来，再来接这些金饼子回家。

但是他再也没有回来。

这些金饼子，就成了无主的孤儿。

然后，登山临水，喜欢在荒野里流荡的顾炎武，偶尔发现这些可怜的孤儿，于是收养起来，从而致富，

他就用窖金来设票号，和好友傅青主一起制定规则，开创了有清一代盛行几百年的票号制度。

在革命浪潮日渐高起的民国时代，顾炎武创立山西票号的故事，也被赋予慷慨激扬的“革命”色彩。

1930年上海《海光》杂志第二卷，刊发一篇无署名文章：《汇票号创始者顾亭林》，将顾亭林创立票号的故事，演绎得十分生动：

“顾亭林先生，为革命之先知者，首创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’之说，而又极力发挥民族主义，虽历经险阻艰难，而曾不馁其初志，

以一身周历天下险阻之区，且详密考察其利弊所在，欲以定起义之地点，又籍以密结天下豪杰，为复国之声援……

说得顾炎武好像是一个秘密地下工作者。潜伏在山西，和好友傅青主一起，秘密联系天下富豪，创制山西票号，表面是为了商家经营的方便，为了商品流通，而实际上，

为将来的起义，筹备力量。一旦时机成熟，天下便有万万两黄金，万万家商铺，万万个富豪袍哥，万万个兄弟……

在这篇文章里，山西票号就是顾炎武为了反清复明的大业，而设定的一种为起义军储备的军事费用，是一种“政治革命的工具”了。

张穆《亭林年谱》称：顾炎武于康熙十四年乙卯，抵山西祁县，住在戴廷栻家中。十六年丁巳，在祁县度岁。

祁县，正好就是山西票庄发祥地。

综上所记，顾炎武为山西票号制定规则，是可能的。

那么顾炎武有没有发现李自成的窖金，然后用“票号”的形式，从事“反清复明”的大业？

审查关于顾炎武创立山西票号的记录，最早出自徐珂《清稗类钞》：

“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，及死，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。其号中规则极严密，为顾炎武手订，遵行不废，故雄立于商界者二百余年。”

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文集中也有提及：相传山西票号，由顾亭林创办。一切组织规则，皆其手定。

张一麐所作《五十年来国事丛谈》中一段话，记录山西票庄的来龙去脉，内容比较详尽。

张一麐，字仲仁，号公绂，江苏吴县人，曾任徐世昌内阁教育总长，国民参政员。他在民国三年，因为有事务，和山西票庄相互往来。

山西票庄的掌柜，是弃儒从商的一个士人，颇有见识，说：

日本人辑录《支那经济全书》，虽然是“一纸白契，或一张收条，皆不惮繁琐，为之钩摹证明，

独徽州当铺与山西票庄，竟无从得其章程。”

张一麐就问：山西票庄为何有不传之秘？

掌柜回答说：

“此贵省（江苏）顾亭林先生所定之不成文法，而以口授，不以笔传者也。”

顾炎武游历到太原的时候，与傅青主最友善。这时山西富人多资财，两位先生酌定票庄制度，以操纵全国金融，

“不愿宣之笔墨，以招当世之忌。”

山西为何多富人？张一麐也有记载。说：

“灵石何氏者，先世为农，其阡陌近大道，因耕地得“藏镪无算”，遂舍耕而读，游为显宦。

其家与余有姻亚，故老相传，晋省农之富者，类以此起家焉。”

《明史·李自成传》记载：

“勋戚文武诸臣……共八百余人，送宗敏等营中拷掠，责赇赂，……征诸勋戚大臣金，金足辄杀之。……

自成自永平奔还京师，悉镕所拷索金，及宫中帑藏器皿，铸为饼，每饼千金，约数万饼，骡车载归西安。”

李自成没有想到清兵突然入关，仓促之间，带着军队和大量金子逃跑。谁料金子太多太重，马匹拉不动，困顿难行，只能沿途掩埋收藏，等待机会再来收。

所以老百姓称呼这金子叫做“没奈何”。

李自成军队战败之后，“救死不暇”，再也没有能力回来找这些金子。清军忙着追赶李自成，平定天下，也没有时间顾及这些失落的金子。

于是这些金子就被当地一些农民获得，成就了很多晋商富人。

“而晋人遂以多财善贾闻于世。”

明代那些朝廷官吏，如崇祯皇帝的老泰山周奎，面对国家危难，崇祯帝要大臣捐献财物筹备军饷，他哭穷装傻，“坚谢无有”。

内侍徐高愤泣说：“后父如此，国事去矣。”

周奎不得已“奏捐万金”，还要皇后女儿帮忙出一点。等到李自成军队攻占北京，周奎府邸搜出的黄金，不知有几十万两。

李自成制作成“没奈何”，却成了累赘，只得半路抛弃，反而便宜了当地农民。

这里面的人生意蕴值得咀嚼玩味，人人追求财富，贪敛财富，而财富集于一身未必是好事，更有一些祸事在。

所以当时好事者就编撰有歌诀，在民间传唱：

“莫打鼓来莫打锣，听我唱个因果歌。

那李闯逼死崇祯帝，文武百官一网罗。

那闯将同声敲夹烙，霎时间金银堆积满岩阿。

冲冠一怒吴三桂，借清兵驱贼出京都。

贼兵舍不得金银走，马上累累没奈何。

一路追兵潮涌至，把金银向山西境内掩埋过。

贼兵一去不复返，农夫掘地富翁多。

三百年票号称雄久，不成文法孰磋磨。

相传是亭林、青主两公笔，这一桩公案确无讹。”

严峻傲僻的顾炎武很少出现在民间文艺之中，却意外进入了这“警世”的歌诀里。可知在当时的传闻，山西票庄的内在规则出于顾炎武和傅青主之手，流传很广。

张一麐也认为：顾炎武创立票庄，是有政治目的的。

“青主先生为山右名人，亭林先生为光复巨子，因为之口授方略，创为票庄规则。

一旦有事，则足以操纵全国之金融，此中作用，不问可知。其事甚秘，世莫能详。”

顾炎武有没有在登山临水，访碑问碣的过程中，意外发现李自成军队埋藏的“窖金”，从而像章炳麟先生所言，发了一笔大财呢？

顾炎武三个外甥得功名很早，在京做官，曾经请他回南方，在家乡吴门“特筑园舍”以养老。

他拒绝了，先是“鸡黍”、“干糇”地，仔仔细细算了一笔生活账。然后说：

“且吾今居关华，每年日用，约费百金。若至吴门，便须五倍。”

可以看出，他老人家这时候还在为生活费这种鸡毛蒜皮的琐事，仔仔细细算账。

康熙十八年，顾炎武到华山的时候，有《与三侄书》：“十八年三月至华下，尝置田矣。……祠堂书院之事，虽皆秦人为之，然吾亦须自买堡中书室一所，水田四五十亩，为饔飧之计。”

康熙十八年，顾炎武六十七岁，这时候，有朋友帮忙安顿他的生活，他依旧在为生计考虑。在《与李中孚书》的书信中，顾炎武有这样一段话：

“衰疾渐侵，行须扶杖，南归尚未可期。久居秦晋，日用不过君平百钱，皆取办囊橐，未尝求人。过江而南，费须五倍，舟车所历，来往六千，求人则丧己，不求则不达，以此徘徊未果。”

“衰疾渐侵，行须扶杖”，说明顾炎武已经年迈，看他不回江南的意思，是因为江南费用须“五倍”，而在秦晋，花费却少很多，所以“徘徊未果”。

一个如此鸡毛蒜皮、算计生活费用的人，怎么也不像是发了一笔横财的人。所以传说顾炎武无意中得了李自成的“窖金”，似乎不大可能。

那么，顾炎武和山西票号的关系，只能是创制的关系。顾炎武重视“实学”，追求“经世致用”的学问功效，所以关心国计民生，尤其擅长经济之学。也即全祖望所说：坐而能言，起而能行，“以小试其技。”

他在山西居住期间，接触到山西有很多晋商，财物来往十分不便，票号规则极不规范，导致使用中屡屡有问题，所以和傅青主商议，为他们创建了规范的票号制度。

至于民国期间，多有传闻，山西票号的创制，是为了“反清复明”的政治原因，以便“操纵全国之金融”，为义军的军饷筹备，则未必是真。

山西票号的确极为严密，没有公开的文字，这也是为了保险起见。一纸汇票，承载成千上万的银两，至关重大，不可不多加防范。

票号内部的讯息和规则，自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以避免被人识破。所以不留文字，口头传授规则，通过记忆来行使各自使命。

《清稗类钞》说：“其号中规则极严密，为顾炎武手订，遵行不废。”山西票号的规则制度确实非常严密，除了在汇票上用“笔迹”和“水印”防伪之外，还要设置一个“密押代号”。

“密押代号”类似密码，其内容对外保密。比如当年“日升昌”票号曾使用的“密押代号”：

“生客多察看，斟酌而后行”，分别代表“壹贰叁肆伍，陆柒捌玖拾”十个数字，根据代号对应的数字，可以从文字得出汇票的金额数量以便核对，从而有效地降低票据被伪造的风险。

作为一个有着经济思想的思想家，顾炎武手订的这些规则，行之有效，被奉为圭臬，保障了山西票号

“雄立于商界者二百余年。”

创立山西票号制度的事情，依照顾炎武“经世致用”的一贯思维，似乎并无疑问。但是因为以口传的形式存在，并无实际文字留下，有关山西票号的创制问题，后世就查无记录。

在顾炎武的著述中，和傅青主的著述中，也都不见踪迹。

乾嘉年间，山西平遥县雷履泰在天津创办颜料铺，往来四川购买铜绿颜料，深感携带巨款不便宜，开办汇兑，设立分号，商人莫不称便。

于是大兴业务，营业发达，形成票号极盛的局面。

谈到山西票号起源，都以为从雷履泰这里开端。

民国时代，中央银行卫聚贤，曾奉命去山西调查票号历史。他搜集了很多材料，都是关于雷履泰的。

此时雷履泰的曾孙雷东阳，已将先辈建筑的楼卖掉，甚至连“坟上的墓碑也卖了”，自己在民国十年饿死，无后。

只找到了雷履泰的侄孙，给人做厨役。

一代富商子孙竟然如此凄惨，也真是饱含世道沧桑的意味。

卫聚贤所访，主要是雷履泰的后人。所以回来发文著述，认为首创票号者，为雷履泰。雷履泰是道光十年做票号的，距离传说中的“乾嘉年间”尚有距离。

山西票号的创制其实更早，卫聚贤这样的结论，就致使亭林先生创制山西票号之功，反而被掩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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